(註二)　原文為「莫之而為者天也」，「之」下補「為」字。

我的回憶（譯文）(註一)　民前一年九月底（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註二)
　　直到一八八五年，即我十八歲那年，我所過的生活與我同一階層中的其他中國青年一樣，只是因為父親皈依基督教，並任職於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我才有較多的機會與在廣州的英美傳教士接觸。有一位英國女士很喜歡我，我就開始學着講英語。英美佈道會(Anglo-American Mission)的嘉約翰博士(Dr. Kerr)為我找了一份工作，使我學得了許多醫學知識。自此，我對醫學發生了熱愛，相信行醫是一種適合我個人而有益於我同胞的事業。不久，我聽說香港開設了一所醫學院(College of Medicine)，我就前往訪見教務長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ile)，並註冊做了學生。
　　我在那裏過了五年快樂的生活。一八九二年，我獲得了一紙可以行醫的文憑，准許開設內科和外科。我開始選擇地點，以便開業；最後決定在珠江口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碰碰運氣。直到那時為止，我尚不能說對政治有什麼特殊興趣。但正當我在澳門為開業奮鬥的時候──因為葡籍醫生懷有偏見，我的奮鬥是令人氣餒的──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青年商人某夜來訪，問我是否聽到來自北京的消息，說日本人要來侵略。我說我只聽到英國人談過，其他不太清楚。我對他說：
「我們都被愚弄，太可憐了；皇帝應該把這些事告訴人民才是。」
　　「天命無常（神權不會持久）。」我的朋友說。
　　「真的。」我同意着說。同時我引述了帝舜的話：「天聽自我民聽。」
　　那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
　　世人都知道困擾中國已久的病痛所在，但使我們受苦最深的莫過於無知。我們不被允許知道任何已經發生的事物，參與政治更是談不到了。對我來說，因我不斷與歐人接觸，體味過他們的自由權，覺得我們的境遇是不能忍受的。我在澳門謀求開業生活的努力失敗以後，不得不把招牌取下，搬往廣州。一八九四年，中國屈服於日本之手。我開始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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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哥老會支部，並獻身於其工作，先後有很多人前來投效。某日，一位操官話的人對我說：
　　「孫，你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了。」
　　「為什麼？」我問。
　　「你的名聲已傳到北京去了，你最好小心些。」
　　後來由於政情改變，使我轉危為安。消息傳來，說光緒皇帝已從睡夢中覺醒，不管慈禧太后如何，他都贊同人民的改革願望。我立刻起草了一紙請願書，獲得了數百人的簽名，然後送往北京。
　　有一段時間，請願書的命運和我們的命運都不可預測。當時發生一件事情，使朝廷對我們具有戒心。為中日戰爭所徵來的廣東軍隊被解散了，他們並沒有各歸生業，卻跑來與我們同甘共苦。尤有進者，有一批廣州特勤警察擾攘不安，他們因為不能獲得薪給，便去刼掠市區。居民為此招集了一個羣眾大會，選擇了五百餘名代表到巡撫衙門去請願。
　　巡撫說：「這是叛變。」立刻命令逮捕為首者。我逃脫了。這是我第一次脫逃，雖然自那以後我有過多次類似的冒險。逃脫之後，我們急切地想援救那些被捕的同伴，便草擬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而執行計劃之機，似已成熟。簡單的說：我們決定佔據廣州城，直到我們的請願被允准，冤抑被昭雪，並取消新增的捐稅。推行此一計劃，需要汕頭地區一批兵士的幫助，他們也是不滿現狀的。我們的「改革委員會」(Reform Committee)每天聚會，並積聚了許多軍火，包括炸藥。事情佈置妥當，一切全賴汕頭部隊是否能夠越過百五十餘英里的路程加入我們，以及從香港來的一支特遣隊是否能夠及時趕到。預定的時間到來，我與朋友們聚集一處，外有武裝同志百人駐守。我們派了三、四十個傳信的人到廣州各角落通知我們的朋友，相約於次日清晨準備妥當。一切似乎進行順利，但突然來了晴天霹靂。汕頭部隊的領導人發給我的電報說：
　　「官軍戒備，不能前進。」
　　怎麼辦呢？我們所依賴的只有汕頭部隊。我們拍了一封電報到香港，想阻止特遣隊的進發，但已經來不及了。四百名強力特遣隊已乘輪離開香港，帶有十箱左輪手槍。我們大夥兒開始驚恐。接着便是一陣混亂，大家都希望能在出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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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逃走。我們把所有的文件都焚燒了，並且把軍火都掩埋起來。我潛至珠江三角洲海盜出沒的運河地區躲藏了好幾晝夜。之後，我登上了一個朋友的汽船。在抵達澳門之後，我讀到了一紙以一萬兩銀子為酬捕拿孫文（我自己）的告示，很感榮幸。同時，我也聽說有一批警察，截住了由香港開來的輪船，立刻逮捕了船上的人員。一八九五年的廣州之役，就此結束。
　　我在澳門只停留了數小時，在那裏遇到以前那位老同事，他向我說：「哦，孫，你真的幹起來了。」
　　我回答說：「是的，我已着手進行。你當記得你所說的──天命無常。」
　　到了香港，我同樣難保安全。在康德黎博士的勸告下，我去訪晤一位律師登尼斯先生(Mr. Dennis)，他告訴我說，最安全的辦法是立刻遠走高飛。
　　「北京政權雖然衰弱，其爪牙無遠弗屆，」他說：「不管你到世界任何角落，恐怕仍逃不過總理衙門的耳目。」
　　很幸運的，許多朋友都資助我。沒齒難忘的是：那些愛護我的人，對我多年來所致力以求的遠大目標，從不懷疑。
他們總是作我的後盾。幸好，除了旅行之外，我沒有什麼別的需要。我常常連續幾週只以白水泡飯為生，我也曾徒步長途跋涉過。但有時候，卻有大筆盛情難卻的捐款交我隨意使用，因為在美國，有些同胞很富有，很慷慨，而且很愛國。
　　我從香港逃到神戶之後，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我把生來所蓄留的辮子剪掉了，有好幾天沒有刮臉，並且蓄留了上嘴唇的鬍鬚。之後，我去一家服裝店，買了一件新式的日本和服。當我打扮好之後，向鏡中一照，面目一新，不禁大吃一驚，着實有脫胎換骨之感。我得天獨厚，較一般中國人的膚色黝黑，此一特徵係得之於我的母親，因為我父親的膚色較接近於普通類型。有人說我有馬來血統，也有人說我生在火奴魯魯。這兩種說法都不正確，我確知，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但在中日甲午戰後，日本人較以前更受尊重，我只要蓄起頭髮和鬍鬚，便容易被當作日本人看。這種情形對我很有利，否則我將無法在許多危險的關頭逃脫。即使是日本人，也常常把我視為他們的同胞。有一次，當我在某一公共場合被跟踪時，正巧兩個橫濱人向我打招呼。我對日文一竅不通，但我假裝着若無其事似的好幾分鐘，才把偵探擺脫掉。
　　我離開日本之後，曾在火奴魯魯滯留了六個月。在那裏，我的情況與在日本相似。火奴魯魯中國人很多，他們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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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熱誠。他們都知道我的事蹟，也知道我的聲名「不好」，清廷正懸重賞緝購我的首級。但在火奴魯魯，我每天訪客盈門，經常收到朋友們的信函和報告，包括保皇會和哥老會會員在內。之後，我去了舊金山，並遊歷美國，至感愉快。惟根據各種不同的報告，清廷駐華盛頓公使曾力圖將我綁架，送回中國。我深深了解，若被送回中國，我將無法活命。首先他們將用虎頭鉗把我的足踝鉗斷，並用鐵錘擊碎，再把我的眼皮割掉，最後把我磔成碎塊。如此，任何人都將無法辨認屍體。中國的舊律，是不同情政治煽動者的。
　　一八九六年九月，我搭船去英國。十月十一日，由於中國公使的指使，我在倫敦波特蘭廣場(Portland Place)的中國公使館被綁架。關於那次綁架的故事，世人已經熟知。簡單的說，我被關在一間屋子裏，受嚴密的監視，如置身精神病院，為時十二天之久，等待着送我回國的船隻。如果不是我的老師康德黎博士住在倫敦，我將難以脫險。經過多次的嘗試，我設法告訴了他這個消息。他向報社揭發了實情，外相薩里斯堡勳爵(Lord Salisburg)與警署及時出面干涉，遂命令釋放了我。
　　我在倫敦和巴黎作了一段旅行和研究之後，覺得已是我回國的時候。我覺得國家正需要我。當我回到中國以後，發現拳亂正在進行，處處擾攘不安，此事已為世人所知。在那一段危險的時刻，我較前更具信心，經常發表談話、撰文、講演，確信革命無法避免，那時，我每天小心翼翼，因為那些痛恨歐人及歐洲文化並要求將「洋鬼子」逐出中國的激烈派，開始與我為敵。
　　接着，我又遇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其次，當我向一羣追隨我的同伴演說時，我看到一位體型矮小的年輕人。他不滿五尺，與我的年齡相仿，面色蒼白，看來身體孱弱。講演結束後，他走到我的面前說：
　　「我願意與您共同奮鬥，我願意幫助您。我相信您的宣傳會成功。」
　　從他的腔調，我知道他是美國人。他伸出手來，我握着他的手，並且謝謝他，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我猜想他是一位教士或學生。在他走後，我問一位朋友：
　　「那個駝背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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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說：「那是荷馬李上校(Colonel Homer Lea)，是現在世界上出色的軍事天才家之一──也許是最出色的一個。他對於現代戰術無所不曉。」
　　我吃驚得倒抽了一口氣。我說：「他剛剛表示願與我共同奮鬥。」
　　第二天早晨，我拜訪了荷馬李將軍，他是以著「無智之勇」(Valour of Ignorance)一書而聞名的。我告訴他，假如我的革命獲得成功，而國人又授權給我時，我將聘他為首席軍事顧問。
　　「不要等到您做了總統之後，」他說：「也許您做總統以前就會需要我。若沒有軍隊，您既不能組織政府，也無法維持政府。我非常相信，中國人經過相當訓練之後，都可成為軍隊。」
　　大多數經過歐式訓練的中國現代軍人，都是愛國而有志革新的，但在他們佔領漢陽兵工廠以前，他們有槍無彈，原先發給他們的都是沒有彈藥的火器。
　　有些朋友常常擔心我的安全，但我自己並不擔心這些，我仍然是中國命定論的信仰者。我的運數到來時，就讓它到來。某日凌晨，在南京的船上，一個人走進了我的艙房。
　　「孫，」他說：「我是一個窮人，我有妻室和許多孩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說有人給你一百圓要你背叛我？」
　　「不止一百圓。」他說。
　　「那麼，是一千圓？」
　　「是五千圓。孫，你只是一個人，慈禧太后殺人不眨眼，她恨您，決定要您的腦袋。到那時，您的頭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假如您現在把它給我，將使我們全家富足而快樂。」
　　「確是如此。」我說：「我的頭對我毫無價值可言，但對你是不是有價值也很難說。因為假如你背叛了我，滿清的官吏不僅會奪去你所得到的錢，你的孩子會依舊貧困。此外，還有千百萬別人的孩子也是一樣。金（Jin），你聽我說，我現在是你的了，因此我的頭就是你的頭，你願意以五千圓出賣自己的頭嗎？『天命無常』，去告訴主使你的人，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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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船上，不會離開。」
　　他跪在我的脚前，請我原諒，但是第二天我聽說那人投水死了，心裏非常難過，因為他表示對欲委我於敵人的醜事，感到不安。
　　我能夠講出很多有關酬賞我首級的故事。令人慨嘆的是，其他謀我者並不像這位一樣。有的是竭盡所能的想獲取獎金，但我的朋友們救了我。某次，我被關在一間屋子裏，有六週之久，不曾離開過一步。另一次，我蟄伏在廣州市郊一個漁夫的小木屋裏，據說有兩個士兵被派到附近的叢林中隱藏，看到我就開槍射擊。有人警告我這危險性，讓我在小屋裏躲了兩天。之後，聽說那兩個士兵被槍斃了。
　　我最不尋常的一次經歷也許是在廣州，其時有兩個青年軍官親自來逮捕我。一天夜晚，我正在屋裏閱讀文件，沒穿外衣。那兩個人推開了門，外面還有十多個士兵。當我看到他們的時候，我鎮靜地拿起了一本經書大聲朗誦。他們傾聽了一會，然後其中的一個開始向我發問。我回答了之後，他們又問別的。如是辯論了很長的時間，我將我個人的立場，和千百萬與我想法相同者的立場，不厭其詳地向他們解說。兩小時之後，那兩個人走了。我聽到他們在街上說：「他不是我所要逮捕的人，他是個好人，是獻身於行醫濟世的。」
　　據我估計，緝購我首級的獎金，曾提高到七十萬兩（十萬英鎊）。揆諸這種情形，有人問我為什麼在倫敦自由出入而不加戒備。我的回答是，我的生命現在已不重要，因為已有許多人可以替代我的位置。假如十年前我被暗殺，或被捕回中國處決，我的主張就要受到挫折了。但是現在，我多年來所經營締造的組織，已很健全。
　　在拳亂結束的時候，我回到美國。當時我急需一種比軍隊和軍火更重要的東西──沒有它，我不會有軍隊和軍火──那就是錢。我從各處所收到的數量並不夠，我至少需要五十萬英鎊。沒有這麼多錢，就要失敗。於是我開始扮演一個新角色，即政治基金的募集者。為了籌款，我旅行了美國的大城小鎮，並訪問了歐洲所有的銀行界領袖。我又派遣代表，四出進行。因此，有些人曾盜用我的名字行騙。我不願多說這些，然而有一個大家所唾棄的背叛者，他公然將一筆付託給他的巨款侵吞，他將自食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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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盛傳中國人自私而唯利是圖。這對一個民族，是一個莫大的誹謗。我的許多同胞給了我他們所有的財產。某次集會以後，一個在費城開洗衣店的華僑到旅館來找我，塞給我一個麻布袋，未留一言而去，袋中是他二十年來的全部積蓄。
　　那時，我密切注意國內局勢的發展。慈禧太后死了以後，我發覺清祚已被袁世凱玩弄於掌上。中國的命運，或許將由袁世凱暫時左右，但我知道，如果沒有我，他是無可作為的。
　　歐洲人都認為，中國不希望與外人往來；只有在槍尖之下，才會開港讓外人做生意，這完全是錯誤的。歷史證明，在滿人入主中國之前，中國人與鄰國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的商人與教士，並無不歡迎的表示，外國商人可以自由旅行全國。在明代，排外的意識是不存在的。
　　滿洲人來了以後，改變了自古以來的容忍政策。閉關自守，拒與外商往來。驅逐教士，迫害基督徒，禁止中國人民移往海外，違者處以極刑。為什麼呢？滿人排拒外人，是希望中國人民憎恨外人，以免受外人啟廸，覺醒了民族意識。
由滿人激發的排外意識，到一九○○年的拳亂達於高潮。那次排外運動的主使人，除了皇室之外，還有誰呢？來華旅行的外國人士常說，人民對待他們遠比官吏為佳。
　　這裏我再度列舉二百六十年來滿人統治期間，我們所身受的主要虐政：
　　一、滿人為其本族利益而統治，不是為了全體人民。
　　二、他們阻止我們在知識上和物質上的進步。
　　三、他們以統治民族的立場對待我們，否認我們的平等權利。
　　四、他們剝奪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五、他們縱容並鼓勵官場的貪污腐敗。
　　六、他們壓制言論自由。
　　七、他們徵稅苛重而不公平，且不經人民同意。

國父全集　二七○

　　八、他們施用最野蠻的刑罰。
　　九、他們不經法律剝奪我們的權利。
　　十、他們不履行責任，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雖然我們有理由痛恨滿洲人，我們曾試圖與他們和平相處，但終不可得。因此我們決定，在可能範圍內採取和平政策，必要時則以暴力對付，以爭取公平待遇，並建立遠東和世界的和平。我們將有始有終，不管會流多少血。
　　我們要以一個新的、開明而進步的政府，取代舊有的政府。當此事完成之後，中國不僅能夠解除她自己的困擾，也能夠解救其他國家，維護其獨立和領土完整。在中國人當中，有許多素養高尚之士，相信他們必能擔負組織新政府的任務。他們早有精審的計劃，使舊中國的王朝轉變為共和國。
　　人民大眾正準備迎接一個新的政府形式，希望其政治和社會的境遇能有所改變，以消除目前可憐的生活狀態。國家已處於千鈞一髮的時刻，恰像一簇乾枯的樹木，只要星星之火，即可引燃。人民早已準備把滿人趕走，一旦革命武力在華南取得立足之地，他們必然高舉義旗。北京附近的七個師（鎮）完全是袁世凱建立的，因為袁已被革退，這些軍隊對北京政權的忠貞性已大為減弱。
　　雖然這些軍隊與我們之間尚沒有什麼聯繫，我們確信他們將不會為滿清政府打仗。而在東三省另有一師，是由革命的將領統率的，時機一旦成熟，我們將能依賴他的合作，攻擊北京政府。
　　至於海軍，雖然迄今尚未取得他們的支持，假如有足夠的金錢向這方面運用，一種諒解很快便能成立。中國的海軍只有四艘可用的巡洋艦，最大的一艘重約四千噸，其他三艘二千九百噸。艦上官兵多屬革命之士。
　　我再說一句，整個華南普遍起事的時機已經成熟。除了華南所有人民已準備響應此一運動外，廣東、廣西、湖南等省的革命志士已募有善戰之師。這些省份，一向是中國傑出軍人出生的地方。
　　目前的發展，一切如我所料，只是事機來得快了些。我預料袁世凱會支撐得久一點，但他沒有。我當初過於相信袁不會這樣快就改變立場，以致一年前他遣人來請我的時候，我不敢相信來使。我認為他在誘我入其陷阱，但他真正是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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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的。他曾希望解除對我的通緝令，並公然表示與我偕同一致，我卻告訴他的使者說：
　　「請回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已飄流了十五年，而且歷盡種種艱險，不會輕易受騙的。告訴他，我可以等待，因為『天命無常』。」
　　假如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可能會爆發得早些，而我現在可能是在北京。我確能依恃千百萬追隨我的人，他們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為他們早已接受了我的主義。
　　革命運動之得到大步邁進，還得感謝光緒皇帝。在他未被慈禧太后幽禁以前，曾准許千百年輕人離開中國，旅行世界，觀摩歐洲風俗習尚，學習其文物制度。這些人十九感染了革命思想。我每到一處，經常有許多人前來把晤。他們對我不陌生，且急於與我交換意見。當他們回國以後，很快就發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不管我將成為中國名義上的領袖，還是將與袁世凱或其他人聯合，對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啟蒙與進步的浪潮現已不能停止。中國是世界上最宜建為共和國的國家，其民性勤奮而馴良。在短期之內，她將與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的國家，並駕齊驅(註三)。
(註一)　據張玉法「譯介孫逸仙博士的幾篇英文傳記資料」，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華民國史料硏究中心出版）。本文原題為「My Reminiscences」，發表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在倫敦出版的 The Strand Magazine 第四十三卷二五五號，文前有編者按語，說明該文是訪問孫逸仙博士的筆錄，由孫先生簽字認可。文中所述，雖與「倫敦蒙難記」、「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及「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等篇所述有所出入，但係出之於孫先生的口述，且提供了若干革命史料的新線索，自然有其珍貴的價值。現在由張玉法翻譯出來，以供研究孫先生早年思想與活動的參考。 The Strand Magazine 編者的按語是這樣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逸仙先生，蜚聲全球。不管其將來事業如何，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他是世界上一位最傑出的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革命組織者。盱衡世界革命史，蓋無出其右者。下文是 The Strand Magazine 訪問孫逸仙博士的筆錄，並由孫先生簽字認可。」
(註二)　原編者未說明談話時間，因孫先生於民前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抵倫敦，三十日離開，訪問當在此段期間進行。
(註三)　文末有孫先生簽名，文中並附有圖片六幅：（一）孫先生坐像，（二）一八九二年孫先生着中國服裝的畫像，（三）孫先生尊翁的照像，（四）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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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首席軍事顧問荷馬李像，（五）一幅美籍中國藝術家的畫，表明孫先生如何說服派往逮捕他的中國官吏，（六）孫先生起草的中國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

對外宣言稿（部份譯文）(註一)　民前一年九月底（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註二)
　　中國革命運動的目前情形，有如一片乾枯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引發為燎原之勢。這星星之火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萬英鎊借款。
　　第三、關於革命領袖們的經濟狀況，我可以這樣說，現在沒有一個是富有的，雖然他們有些以前很富有。不過他們都十分富有才幹，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革命人物遜色。
　　謹致崇高敬意。孫逸仙。
(註一)　據原件影印及張玉法「譯介孫逸仙博士的幾篇英文傳記資料」。
(註二)　本篇文字是孫先生起草的中國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英文手稿中最後一頁，前面各頁未發現。底本未注明時間，因此函殘稿影印件與「我的回憶」同時發表於倫敦同期刊物上，函中說到擬籌款五十萬英鎊一事在「我的回憶」中也曾提及，而試探籌這筆款的可能性是孫先生在倫敦期間的活動項目之一。據此，可推定本文為孫先生辛亥回國道經倫敦時所寫，而酌定為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

中國之第二步（譯文）(註一)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之建立，已告成矣，余雖正辭臨時總統之職，然余非從此放棄革命之工作；蓋余辭職後，當有更大之事以待余注意者。中國被治於滿人者幾二百七十年，其間謀革命者屢矣。五十年前太平天國之事，即其一也。但此僅為民族之革命（漢族對滿族之革命）而已。使當時一舉而告成，而仍不脫專制政府之羈絆，則去成功之道，不亦遠乎？
　　數年前，余等若干人會集日本，成立革命黨，有三大原則焉：一曰中華民族自主（即不受外族之統治）；二曰政府受人民(註二)之支配；三曰國家財富受人民之支配。現滿清政府既倒，則此三者中之二大原則，已獲有相當之成功；然尚有
論著民前一年九月──民國元年三月二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