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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知行總論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註一)，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乃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羣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
　　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當元代時，有以大利人馬哥波羅者，曾游仕中國，致仕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為奇絕，以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彛之「四述奇」一書，所誌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為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註二)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矣。又吾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云。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為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註三)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為子之事耳。
　　夫人羣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為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為之倣效推行，且目之為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為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漢予言者，即請以美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證之。
　　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覊厄而獨立。其地為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強敵之侵凌，蓽路藍縷，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為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眾，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為，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布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為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尚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強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時間耳。準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強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
　　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為華僑子孫者，約二三百萬，餘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強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為雄，倣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採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祇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尚未得稱為完全之獨立國也，只得謂之為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尚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握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覊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學者至此，想當了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為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不觀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畫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為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畫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巴斯德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蜾蠃，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為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蜾蠃為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闢，欲使後知後覺者，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為似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