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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註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講
　　諸君：兄弟向來是主張和平統一的人，曹錕、吳佩孚都是主張武力統一的人。這回曹、吳的武力統一，被國民軍推翻了，兄弟以為到了講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離開西南到上海來。兄弟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雖然因種種障礙未有成就，但是對於反對曹、吳的武力統一，很有計畫，很有籌備。近來籌備將及成功，忽然遇到國民軍推翻曹、吳，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畫，可以放棄；不但是放棄反對武力的計畫，並且放棄西南的地盤，單騎來上海，再過幾日，就往北京。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至於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有辦法，這個辦法的頭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眾。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眾，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註二)，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佔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公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註三)，我們國民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便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畫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你們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也是一樣。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自己的能力，為國民的向導。我主張組織國民會議的團體，已經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種，這九種團體都是現在已經有了的大團體。另外沒有列入的團體，還是很多，譬如新聞界的團體，便沒有列入。現在各處新聞界的團體，內容組織，是不是完全？還要諸君仔細去調查；如果調查之後，認定是很完全，當然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一切大問題。但是不管新聞界是不是參加會議，都負得有指導民眾的責任，都要竭力宣傳，令民眾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國現在要和平統一的重要，以盡自己的責任。諸君此刻宣傳國民會議，或者一時未能普遍傳入全國民眾之中，但是可以傳入有知識的各種大團體，好像學會、商會、教育會，以及農團工團一樣。諸君在這個時期內來講和平統一，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如果在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來推倒軍閥，那末，這次北方事變，便不能促成和平統一，或者要釀成大亂，也未可知。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有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夠完全實行，固然要需種種籌備，但是要民眾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眾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眾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所以沒有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人民因為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為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我們現在組織這個團體，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贊成，沒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發起這個會議，自然要擔負這個責任，對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們贊成這個會議的主張；若是他們不贊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說他們是以暴易暴。現在中國既是定名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一天總要聽人民的話。那些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國民守門的巡捕，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鎗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門，那些守門的巡捕，都是有鎗階級，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質上多給錢，決不能夠讓那些巡捕來管家事，反對主人。照道理講，那些有大兵權的人，所有的任務，就是和守門的巡捕一樣，不能以為他們是有鎗階級，我們主人便放棄權利，連家中大事也讓他們來管。他們這次推翻曹錕、吳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勞，我們只可以在會議之中，特別設法酬謝，不能說會議的經國大事，便由他們把持。他們在帶兵的時候，一方面是軍人，但是在不帶兵的時候，一方面還是國民。用國民的資格，在會議席上本來可以講話，如果用軍人的資格，在會議席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請他們直捷了當去做皇帝。帶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們自己真要看作皇帝，這次會議開不成，國事還不能解決，中國還不能和平統一，那末，國家的大事只可以暫時讓他們去胡行亂為。這次推翻曹、吳，他們極有功勞，我們國民不講話，他們當然可以講話，不過他們推翻了大武人，還更有小武人發生；大武人要作皇帝，小武人當然可以稱霸。所謂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國的亂事，當更沒有止境，國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們要現在解除國民的痛苦，以止中國的亂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團體，組織大機關，來對武人講話，求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布他們的橫暴，等他們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總有覺悟之一日。這次北方的事變，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權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見武人不足恃。有了這回事變，一般野心家看見了，或者可以斂跡；但是要我們力爭，他們才斂跡。如果目前無人力爭，他們便不顧是非，為所欲為，以後的亂事，便不知道要到一個甚麼地步了。
　　有了這次北方事變發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夠收束？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決定，只有開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之一法。若是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好比從前的督軍團會議，各武人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全國軍隊如何改編？如何遣散？如何化兵為工來開路？那都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的大綱，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點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各國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年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甚麼大影響呢？依我看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變亂是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到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其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平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約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講起來，中國比較高麗、安南和菲利賓，所受待遇當然要好些。但事實上是怎樣呢？高麗做日本的殖民地，高麗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日本做高麗的主人，所得到的權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盡的義務也不少。如果高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設盡(註四)種種方法去賑濟，常常費到幾百萬，日本人都自以為是應該做的事。至於美國之待菲利賓，不但是急時賑濟災害，平時並且費很多的人工金銀，辦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國平時要改良社會，急時要賑濟水旱天災，有甚麼人來盡義務呢？只有幾位傳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憫人的心理來救濟，如果費了幾十萬，便到處宣傳，視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麗和菲利賓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國的人，做奴隸的要得到一國主人的歡心，當然很容易。中國現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幾國，如果專得英國人的歡心，美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若是專得日本和美國人的歡心，英國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正是俗話所說：「順得姑來失嫂意」。要得到眾主人的歡心，是很艱難的。今日大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條約神聖」，這篇論文所以發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吳淞登岸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見我說：「英國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說：「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甚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記者昨日發表了我的這言論，所以該報今日便有這篇論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甚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的：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邏。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邏。日本、暹邏之所以能夠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暹邏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麼樣罷了。我們常常笑高麗、安南是亡國奴，他們都只有一國的主人，做一國的亡國奴。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有十幾個主人，做十幾國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俄國從前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除了俄國之外，還有德國、奧國也廢除從前在中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交回一切特別權利。德國、奧國都是歐戰打敗了的國家，那些歐戰打勝了的國家，見得打敗了的國家，還可以放棄中國的特別權利，為甚麼打勝了的國家，不可放棄呢？他們因為研究到這個問題，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主張把從前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要放鬆一點。因為研究放鬆條約的辦法，所以才有華盛頓會議；但是他們一面會議，主張放鬆條約，又一面說中國常常內亂，不能隨便實行，總是口頭上的主張。外人在口頭上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不是從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義和團之後，各國聯軍打到北京，趕走中國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國人在北京為所欲為，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當時英國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國內極文明，有許多人看到各國在中國太野蠻，太對中國人不住，便出來講公道話，主張要把英國所佔的特別權利，送回中國。英國政府在當時也贊成這種主張，但是又附帶了一個條件，必須各國一致退回在中國所佔的特別權利，然後英國才可以實行。所以英國一方面贊成那種公道的主張，又一方面使許多小國，像西班牙、葡萄牙來反對。弄到結果，彼此推諉，至今不能實行，這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國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這種動機，我們不爭，他們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消。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租界是甚麼人的主權呢？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又是多少錢呢？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外國貨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再運入內地，抽百分之二．五的厘金，抽過了百分之七．五之後的外國貨物，無論運到甚麼地方去賣，都不必再抽稅，都可以暢銷。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以後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蘷府等處，總有十多處厘金關卡，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總算起來，經過這些關卡，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說是外國的貨物，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五的稅，便可以了事。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好比是請保鑣一樣。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批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更就洋布洋紗而論：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煙筒，多是不出煙，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虧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都不能賺錢。當這個時候，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我們便可以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每疋是值五元的，我們加抽洋布的稅，便要弄到他每疋的價錢，要高過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錢一樣，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這種抽稅的方法，是保護稅法，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中國現在因為受國外壓迫，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織出來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便要虧本，紗廠便因此停工。工廠停工，工人自然是失業。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至少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謀生無路，總有多少是餓死的。那些餓死的工人，就是間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
　　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便殺革命黨，做皇帝。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便專用武力，壓服民眾。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以一網打盡，戰事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裏，我們幫助你，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我說這些話，不是空造的，的確是有證據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擔保。像這種種舉動，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他們才可從中取利。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在南幫助陳廉伯，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止境。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砲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求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言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止。若是開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擔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